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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简王元年（前585年），为了不使赵氏有觉察自己施行“灭赵”计划、从而做出反应的机会，晋景公借口国都新绛居住人口过多、水土资源消耗过大，导致环境恶化，不宜继续作为国都，因此在朝堂上宣布将迁都，另择善地改建新都。

其实，晋景公之所以要将国都迁离新绛，就是因为赵氏在新绛内外经营多年、势力过于庞大，假如展开伐赵军事行动的话，恐怕不易成功。所以，晋景公的迁都之举，是为了更好地策划灭赵而创造有利的条件。

当然，新绛的居住环境本来就很拥挤逼仄，水源也受到了污染，迁都确实是题中之意，因此包括赵氏在内的卿士家族们，对国君提出的迁都要求都没有异议（赵同、赵括甚至认为公室迁走之后，新绛更加会由赵氏所直接掌控，丝毫没想到这是国君要对赵氏下手的先兆）。

经过一番仔细挑选后，晋景公确定将新都建在新田（山西侯马）；对这个决定，诸卿士家族也都没有意见；随即，晋景公当年便正式宣布迁都，正大光明地离开了被赵氏势力所深深影响的新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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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同、赵括在公室迁离新绛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，多多少少也有些察觉、感触到到一丝异样，公室恐怕要对赵氏下手。但赵同、赵括自恃家族在晋国国内有着长达四十年的经营、布局，其家族实力雄厚、附属党羽众多，诸卿家族之中，数赵氏地位超然，几乎无人可以抗衡（这都是赵衰、赵盾、乃至赵朔在世时，所创下的基业），国君要是想对付赵氏，那也要仔细掂量掂量。

何况，赵氏自认为没有像狐氏、先氏一样勾结外人作乱，不落把柄与人，更是对晋国霸业的巩固、发展建有大功，国君没有理由针对赵氏（要是国君强行伐赵的话，那么将会留下‘苛待功臣’的污名，以后的统治也不会牢固；这就是赵氏自己的认为）。

因此，赵同、赵括虽然有一些怀疑、猜测，但绝不认为国君会悍然以武力攻打赵氏，最多就是在朝堂上限制、打压赵氏大宗，为自己的外甥（赵武）争取回一个卿士的位置而已。赵同、赵括想当然地以为，到时候实在不好应对国君责难的话，就还给赵武一个卿位罢了，原本这个位置，就是侄孙（赵武）他们家的。

在这种自大且消极的思想支配下，赵同、赵括除了按部就班地管理赵氏封地、照常参与国家政事之外，没有做好对潜在敌人的高度警惕，也没有加强封地的防卫和戒备，对于其他卿士家族有意无意的挑衅，赵氏也只当做一般的利益纠纷来处理，依旧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蛮横行事、无所顾忌（而这，正是晋景公和强卿们的‘激将’之计，意在让赵氏得罪绝大多数卿士、激起众怒，成为晋国国内的众矢之的，随之堂而皇之地加以出兵讨伐）。

虽然史料记载不多，但可以推断，魏氏拥有的魏邑、令狐、厨、吕等封地，一定会遭到赵氏的侵占，或者欺压（相对其他卿士来说，魏氏的地位较低，实力也较弱，正好是赵氏侵夺的目标；和魏氏差不多遭遇的，还有胥氏、羊舌氏、程氏、祁氏等等晋国国内的小卿族）。

周简王三年（前583年），晋景公和反对赵氏的诸卿一切准备停当，做好了武力清除赵氏（大宗）的准备，只是差一个动手的理由；于是，晋景公授意已经和夫家闹翻、带着儿子赵武寄居在自己宫中的妹妹庄姬出面举报：“赵氏将作乱，原、屏将反！”（赵同封邑在原地；赵括封邑在屏地）。

庄姬出面举报赵氏将要起兵作乱之后，晋景公立即召集卿士们商议应对之策，而中军将栾书、上军佐郤錡所代表的栾氏、郤氏早就和国君暗中结成同盟，一致对付赵氏，因此栾书、郤錡当众给庄姬作证，言辞凿凿地说赵氏早就有作乱的阴谋，不如先发制人，消除隐患。

其他卿士家族中，上军将士燮当时正出使在外，没有参与会议；而中军佐荀庚（中行庚）、新上军佐荀骓（程骓）、新下军将荀罃（智罃）所代表的荀氏（中行氏、智氏、程氏）和栾氏交好，所以赞同栾书的建议；新中军佐巩朔人微言轻，家族势力弱小，因此不便发表意见；而赵氏家族的三位卿士，晋景公自然不会让他们参与这次针对赵氏的会议。

在朝议中，只有下军佐韩厥、新上军将韩穿所代表的韩氏，心中感念赵氏当年对韩氏的抚育培养恩德，另外也明白国君和栾氏、郤氏想要剪除赵氏、抢夺赵氏封地、领民、财富的阴谋策划，所以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依旧不附和国君的意见，不同意仅凭一面之词就出兵讨伐赵氏，而是建议马上召赵同、赵括前来对证，以查明赵氏究竟有没有谋反意图。

韩厥的意思是将事情摆到明面上来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，即使帮不了赵氏脱困，最好也能让赵氏保留一部分财富、流放外地了事，这样不流血解决事情最好。但晋景公和栾氏、郤氏早就做好了武力剿灭赵氏的准备，所谓“原、屏将反”，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，韩厥的反对，不能阻止他们的出兵。

晋景公当即驳回了韩厥的建议，并以保护晋国宗庙社稷安危为理由，下令诸卿士家族都要响应公室、一起出兵，包围并攻打赵氏的封地——原、屏两邑及下宫，消灭“作乱”的赵氏，就像当年消灭谋反的先氏一样。

栾书、郤錡第一个响应国君的号召，出动各自家族的私兵，会合公室军队合击下宫，其余荀氏、士氏、巩氏也纷纷出兵。在浩浩荡荡的“伐赵”大军中，也不会缺少次一等家族的身影，魏氏的私兵一样奉命出动，前往参与讨伐下宫，就是不知道指挥魏氏私兵的，是魏錡还是魏相，或者是魏颗之子魏颉，亦或是魏氏大宗宗子——魏悼子之子魏绛。

在一片气势汹汹的“伐赵”大军中，只有韩厥所代表的韩氏坚守住了心中的道义和信念，坚持不随同国君和诸卿士大夫们出兵，而是闭门自守，两不相帮；韩厥就是用这样的做法，来表达自己对国君错误做法的抗拒，以及对赵氏无声的支持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讨伐军队，身处下宫的赵同、赵括毫无思想准备，顿时慌了手脚，不知如何应对。起先，赵同想要委派使者前去向国君求情，但被晋景公一口回绝；随即，赵同、赵括不甘示弱、组织赵氏私兵积极反击，对抗来自国君和诸卿士的联军，意在挽回颓势。

但因为势单力孤、寡不敌众（单独来对比，赵氏比公室的实力还强，其他任何卿士家族也比不上赵氏；但晋景公这一次伐赵根本没按套路来，而是一拥而上打群架，赵氏的实力就不够看了）。

在联军的猛攻下，赵氏（大宗）一败涂地，原、屏二邑被攻克，下宫也随即失陷，赵氏大宗被屠戮一尽，赵同、赵括死于乱军之中；赵衰、赵盾、赵朔三代人四十年的辛苦经营，就此灰飞烟灭。这就是晋国历史上著名的“下宫之难”。

赵氏大宗被诛灭后，为了平息事态、尽早恢复国内的秩序，晋景公特别向其他卿士说明，赵氏别支邯郸氏（即新下军佐赵旃一系）不在被讨伐之列，依旧可以保有封地和卿位；除此之外，赵盾一系的直属后裔赵武（晋景公的亲外甥），也不属于“作乱”的赵氏成员，可以保有赵氏的部分封地。

所以，年幼的赵武在大宗亲属被诛灭后，居然因祸得福，得到了部分赵氏封地，并与母亲庄姬一起继续生活在公宫中，其日常生活由母亲照料，家族管理事宜则由族伯赵旃照看。

韩厥在抵制了国君要求自己出兵参与伐赵的命令后，因为势单力薄，所以无法对受到围攻的赵氏施以援手，只能坐视“下宫之难”发生。但事情过去后，受过赵氏几代人恩德的韩厥不愿意看见曾经的恩主家就此衰败没落，还是要为赵氏鸣不平。

于是，韩厥找了个机会，单独向晋景公谏言，力陈当年成季（赵衰）、宣孟（赵盾）执掌朝堂时，对晋国和公室的功勋与忠勤；假如如此功高的家族都因为后人的不谨而失去了继承爵禄的资格，那么将来还有哪个家族愿意为国家拼死效力？所以韩厥请求晋景公重新为赵氏设立宗子，以承袭赵衰、赵盾的祭祀和爵禄。

当时，赵氏除了别支邯郸氏（赵旃）之外，就只剩下了被流放齐国的赵婴（生死未知），以及尚未成年的赵武了；而晋景公本来就有心扶立自己的外甥赵武继承赵氏大宗，因此，韩厥的“重立赵氏”请求正合晋景公之意。

借着韩厥的进言，晋景公在“下宫之难”结束的同一年，正式授命八岁的赵武为赵氏宗子，以承晋国赵氏之祀；随后，晋景公再命赵旃负责协助年幼的赵武处理族内事务，管理大大缩水了的封邑和领民。

就这样，赵氏，在大宗被灭不到一年后，又开始了艰难的重建过程。而赵氏的复兴重任，就落在了年仅八岁的赵武身上（赵旃只是旁支，已经没有继承赵氏大宗的资格了）。

这里要稍微对这一段史实澄清一下——在真实的历史中，虽然赵氏大宗确实是被晋侯和卿士大夫们联手灭族了，但和后世文学影视作品《赵氏孤儿》中所表述的不同，赵朔并不是死于这一次的“下宫之难”中，他早在七年前就自然死亡了。

另外，下宫之难发生时，赵武也不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，在灾难来临时，时被忠心的门客用自己的孩子换下、并抚育成人的。当时赵武已经七岁（推算），并且是由其母主动带离赵氏，由舅舅晋景公抚养；整个“下宫之难”中，赵武都没有受到牵连，甚至在事后得到了被大宗强行侵占的家族宗子位置，可以说因祸得福。

还有，《赵氏孤儿》中的反派——屠岸贾，其实是虚构的人物，史书中就没有这个名字的任何记载（晋国有氏号为‘屠’的臣子，只有当年和荀林父一起改车兵为步兵、建‘三行’时的右行将、后来的新下军将‘屠击’）；唯一能和他扯上关系的，或者说原型人物（之一），就是积极配合晋景公发动“伐赵”行动的时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。

不过，栾书和赵武之父赵朔关系非常好，是相得益彰的（下军）同僚，日后在赵武成长的过程中，栾书虽然没有大力协助，但也从没有使过阴谋诡计阻碍过赵武；栾、赵两家，大体上还是和平共处的；这就是真实的“赵氏孤儿”历史。

再回到之前的话题——赵氏（大宗）被灭后，晋国朝堂上空出了两个卿位（即赵同的下军将和赵朔的新中军将），晋景公本想在其他卿士大夫中简拔优秀的人才入卿位，参与国政；假如是这样的话，那么魏氏的机会就来了，虽然要和胥氏、祁氏、羊舌氏等大夫家去竞争，甚至要从栾氏、荀氏、士氏等卿士家族手中去争取卿位，但总还是有不小的希望。魏錡、魏相就是这么设想的，并且即将付诸于施行。

关键时刻，又是栾书出面破坏了这一次的朝堂人事调整——为了保持栾氏在朝堂上的优势地位，顺带打压其他卿士家族，栾书向晋景公建议：为防止其他卿士家族效仿赵氏先例，凭借占据的卿士位置而扩大家族势力，威胁君权，在诛灭赵氏后，应当缩小晋国军队的规模，压缩卿士的位置，以保证国君完全掌控军政大权。

晋景公觉得栾书此言很有道理（栾书虽然担任了中军将一职，但在十二卿中，栾氏也只有这一个卿位，栾书的如此表态，让晋景公认为栾氏很是忠心）。于是，晋景公改变了从其他卿士大夫家族中简拔人才进入朝堂的主意，而是宣布更定军制，将晋国原有的六军十二卿缩编为四军八卿。

在这一次缩编军制调整中，赵氏原有的下军将和新中军将（即赵同和赵括的卿位）自然不能保留，而韩厥虽然力主恢复赵氏、给了晋景公正大光明扶持外甥赵武的机会，但韩氏当初反对国君的意见、不愿参与出兵攻赵，诸卿攻赵时又闭门自守、态度消极，因此，晋景公借着这个机会，将韩氏所领有的新上军将（韩穿）一并撤销，以示惩处；另外，弱势小卿族巩氏所领有的新中军佐（巩朔）也无辜中枪，同时被取消。

四个卿位被撤销后（下军将、新中军将、新上军将、新中军佐），晋景公顺势将鞌之战后设立的晋国新三军缩编为新军，与最初的上、中、下三军合编为四军。不过，为了安抚老臣韩厥，晋景公在削去韩氏一个卿位后，又晋升韩厥为下军将（韩厥之前是下军佐），这也让韩氏吃了个闷亏、且无话可说。

就这样，原本让包括魏氏在内的一大批次等卿大夫家族、甚至拥有朝堂卿位的顶级卿士家族都报有莫大希望、准备各显神通争夺空缺卿位的大好局面，在栾书的“维护栾氏地位”私心下、和有意打压其他卿士家族举动下（这个举动、晋景公是默许的），统统成了泡影。

非但如此，和国君不是一条心的韩氏，以及明显是来凑数的巩氏，都在这一次朝堂人事调整中，失去了宝贵的卿位；韩氏日后倒是还能东山再起，但巩氏就此沉沦，一蹶不振，再也没能出现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。

为了表彰栾书的“忠诚勤勉、为君分忧”，晋景公在缩编军队后，依旧命他担任中军将兼执政大夫，辅佐自己治理国政；而在讨伐赵氏中出了大力的郤氏，晋景公也没有忘记，特别提拔郤錡的族弟郤至进入朝堂，入卿士位置；虽然只是八卿之末的新军佐，但相对魏氏等空欢喜一场的大夫家族来说，郤氏的利益，得到了最大化的发展。

在晋景公和栾书的策划安排下，“下宫之难”后的晋国朝堂位置是——中军将兼执政大夫栾书、中军佐荀庚、上军将士燮、上军佐郤錡、下军将韩厥、下军佐荀罃、新军将赵旃、新军佐郤至（前任新上军佐荀骓，恰好此时退休（或者去世了），所以赵旃晋升为新军将，郤至得以入卿位为新军佐）；

郤至，是郤锜的族弟，晋景公没有考虑其他人，单单让郤至入卿位（同时还占据了荀氏的一个卿位），公开的理由是表彰郤氏在讨伐赵氏的军事行动中作出了“卓越贡献”，其实内在的含义，是为了牵制赵氏灭亡后、势力开始壮大的栾氏，同时挑拨荀氏和郤氏之间的关系（因为郤至占据的是荀氏别支程氏的卿位）。由此可见，晋景公的执政能力有多强，政治权谋有多深（赵氏（几乎）亡于这样的国君手中，不冤）。

积极响应国君号召、全程参与了讨伐赵氏行动的魏氏，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捞到，心心念念的卿位始终是可望不可及；这对于不再年轻的魏錡来说，不啻于沉重的打击；就算是相对年轻的魏相、魏颉、魏绛，家族成员迟迟不能进入朝堂、就任卿位，这就表示魏氏的衰败和没落、家族远远没到复兴的时候。

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，长期以往，魏氏将在晋国失去立足之地，不要说扩大封地，就连现有的魏邑、令狐、厨、吕等地，也不一定保得住——晋国的卿士们，从来都是内外兼顾，对外可以同仇敌忾，扩张疆域，对内的侵占、吞并、内讧之事也从没落下，赵氏就是这么壮大的（当然，得罪人多了，最后大宗被灭族）。

但如今的晋国，是栾氏、郤氏、荀氏（中行氏、智氏）、士氏、韩氏的纵横捭阖舞台，其余任何意图从他们手中划分利益的势力，都将遭受沉重的打击——其实这个打击的潜在对象还包括晋公室，只是晋景公手段高明、又懂得驾驭群臣，团结大多数，打击极少数，这才使得公室能够在他在位时，始终压过卿士家族一头。

不过，晋侯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，晋景公终归有去世那一天，到时候，新继位的晋侯，将同卿士家族之间产生巨大的、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并因此导致骇人听闻的朝堂血案，以及再一次的弑君政变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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